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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2-27 | 『天涯时空』 [社会热点]杜邦海外最大项目落户中国东营(黄河入海口）引发环保质疑 (转发)
曾遭台湾拒绝 环保短板引发质疑
投资47亿 年产20万吨 规模超过国内任何一家钛白粉企业
一个曾被台湾鹿港居民拒绝的化工项目，22年后漂洋过海落户山东东营，这个杜邦在美国以外最大的投资项目引发了国内同行的广泛质疑，除了竞争压力，他们还担心该项目存在环保隐患
从山东省东营市中心向东开车13公里，就可到达一片海边的盐碱地。到2008年底，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将诞生出一个世界级的化工厂。
美国杜邦集团将为这个工厂投资6.4亿美元 (约47亿人民币)，这是它迄今为止在美国以外最大的单笔投资。工厂主要生产氯化法钛白粉，一种被广泛应用于涂料、塑料和造纸等行业的白色颜料。
等明年工厂投产后，预计它将给东营市每年增加5亿元的税收，并创造600个就业岗位，这还没算上杜邦改善工厂周边交通所花的钱。总之，对东营市来说，单从经济效益看，这绝对是一笔好买卖。
所以从2005年11月和杜邦签订合作协议之后，东营市一直十分积极，但由于工厂使用的氯化法工艺和钛原料含有放射性对环境有较大的影响，直到今年11月，经过两次测评之后，环保总局才最终同意兴建。
不过，一些专家依然认为，有关部门获得的信息并不全面，现在就兴建这个工厂可能弊大于利。
环保隐忧
中信锦州铁合金公司原副总裁刘长河曾经参加了杜邦东营项目的两次环境测评，他是国内研究氯化法工艺的专家。
在第一次测评中，他就发现杜邦只提出东营项目使用的氯化法工艺比国内厂家使用的硫酸法工艺先进，但回避了东营项目所用原料的缺陷，他要求杜邦予以补充。
遗憾的是，刘长河没被邀参加2007年7月5日的环评复核会，而补充材料11月份才姗姗来迟。
12月6日，刘长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杜邦东营项目使用的是低品位钛原料，目前全世界共有24家氯化法钛白粉厂，只有杜邦的2家工厂使用这种低品位钛原料，其余都使用二氧化钛含量超过80%以上的高品位钛原料。
根据他的研究，像氯气这种高危险化学物质的消耗量，低品位钛原料是高品位的2倍，产生的氯化物为4倍；江西添光公司的总工程师李易东的数据更高：达到10倍以上；而杜邦的补充材料中并未提及。
相应地，消耗的氯气越多，产生的氯化废渣就越多，低品位钛原料中的放射性物质“钍”、“铀”较多，放射性废渣必然也更多。
杜邦的计划是把这些废料灌注到距地面3000米的井下，从而避免污染。杜邦首席技术官唐乐年曾对媒体表示，杜邦选择东营，是看中它的沿海地理位置、胜利油田的天然气资源和黄河水资源。
其实，更重要的是东营特殊的地质构造，杜邦东营项目所在地是中石化东营石油勘查区的一部分，这里有适合深井灌注的地质构造。
恰恰是这种利用深井灌注废液的做法引起了争议。刘长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废液灌注到2000-3000米的地下后将挤渗到岩层的沙砾之间，但危害发生后，很难再处理，危废污染特别是放射性污染只能任其蔓延。”
由于国内并没有此类经验，因此环保总局要求将这种深井灌注的方法作为我国化工业废料处理的示范工程。为此，杜邦2005年即开始与环保总局合作，耗资2000万美元钻探了一个试验井。
对此，一位国内地质专家认为，只有油田才有可能符合这种方法要求的地质条件，而且也不是每个油田都行：“全球24家氯化法工厂，目前只有杜邦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Delislle采用这种方法。示范意义何在呢？”
12月初，南方周末记者通过绿色和平组织寻找相关的地质专家咨询深井灌注的可行性，遗憾的是，目前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是空白。不过，绿色和平组织认为：“企业应该从生产的源头就停止使用任何的有毒物质，譬如氯。此外在废物处理中，即使再深埋地下，也不能够真正保证其安全性，仍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危险。”
11月15日，中国涂料行业协会钛白粉分会经过综合研究之后，也一致认为杜邦东营工厂采取的工艺是“氯化法技术中消耗资源最多、产生污染最大的工艺路线”，建议相关部门再作认真考虑。
投资47亿 年产20万吨 规模超过国内任何一家钛白粉企业
一个曾被台湾鹿港居民拒绝的化工项目，22年后漂洋过海落户山东东营，这个杜邦在美国以外最大的投资项目引发了国内同行的广泛质疑，除了竞争压力，他们还担心该项目存在环保隐患
从山东省东营市中心向东开车13公里，就可到达一片海边的盐碱地。到2008年底，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将诞生出一个世界级的化工厂。
美国杜邦集团将为这个工厂投资6.4亿美元 （约47亿人民币），这是它迄今为止在美国以外最大的单笔投资。工厂主要生产氯化法钛白粉，一种被广泛应用于涂料、塑料和造纸等行业的白色颜料。
等明年工厂投产后，预计它将给东营市每年增加5亿元的税收，并创造600个就业岗位，这还没算上杜邦改善工厂周边交通所花的钱。总之，对东营市来说，单从经济效益看，这绝对是一笔好买卖。
所以从2005年11月和杜邦签订合作协议之后，东营市一直十分积极，但由于工厂使用的氯化法工艺和钛原料含有放射性对环境有较大的影响，直到今年11月，经过两次测评之后，环保总局才最终同意兴建。
不过，一些专家依然认为，有关部门获得的信息并不全面，现在就兴建这个工厂可能弊大于利。
环保隐忧
中信锦州铁合金公司原副总裁刘长河曾经参加了杜邦东营项目的两次环境测评，他是国内研究氯化法工艺的专家。
在第一次测评中，他就发现杜邦只提出东营项目使用的氯化法工艺比国内厂家使用的硫酸法工艺先进，但回避了东营项目所用原料的缺陷，他要求杜邦予以补充。
遗憾的是，刘长河没被邀参加2007年7月5日的环评复核会，而补充材料11月份才姗姗来迟。
12月6日，刘长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杜邦东营项目使用的是低品位钛原料，目前全世界共有24家氯化法钛白粉厂，只有杜邦的2家工厂使用这种低品位钛原料，其余都使用二氧化钛含量超过80%以上的高品位钛原料。
根据他的研究，像氯气这种高危险化学物质的消耗量，低品位钛原料是高品位的2倍，产生的氯化物为4倍；江西添光公司的总工程师李易东的数据更高：达到10倍以上；而杜邦的补充材料中并未提及。
相应地，消耗的氯气越多，产生的氯化废渣就越多，低品位钛原料中的放射性物质“钍”、“铀”较多，放射性废渣必然也更多。
杜邦的计划是把这些废料灌注到距地面3000米的井下，从而避免污染。杜邦首席技术官唐乐年曾对媒体表示，杜邦选择东营，是看中它的沿海地理位置、胜利油田的天然气资源和黄河水资源。
其实，更重要的是东营特殊的地质构造，杜邦东营项目所在地是中石化东营石油勘查区的一部分，这里有适合深井灌注的地质构造。
恰恰是这种利用深井灌注废液的做法引起了争议。刘长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废液灌注到2000－3000米的地下后将挤渗到岩层的沙砾之间，但危害发生后，很难再处理，危废污染特别是放射性污染只能任其蔓延。”
由于国内并没有此类经验，因此环保总局要求将这种深井灌注的方法作为我国化工业废料处理的示范工程。为此，杜邦2005年即开始与环保总局合作，耗资2000万美元钻探了一个试验井。
对此，一位国内地质专家认为，只有油田才有可能符合这种方法要求的地质条件，而且也不是每个油田都行：“全球24家氯化法工厂，目前只有杜邦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Delislle采用这种方法。示范意义何在呢？”
12月初，南方周末记者通过绿色和平组织寻找相关的地质专家咨询深井灌注的可行性，遗憾的是，目前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是空白。不过，绿色和平组织认为：“企业应该从生产的源头就停止使用任何的有毒物质，譬如氯。此外在废物处理中，即使再深埋地下，也不能够真正保证其安全性，仍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危险。”
11月15日，中国涂料行业协会钛白粉分会经过综合研究之后，也一致认为杜邦东营工厂采取的工艺是“氯化法技术中消耗资源最多、产生污染最大的工艺路线”，建议相关部门再作认真考虑。
台湾之鉴
从杜邦项目再向北25公里，就是全国最大的河口三角洲自然保护区——黄河三角洲湿地，黄河由此入海，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由此中转，当地风光优美，东营市的市民也因此自豪。
但绝大部分市民并不清楚，今后他们的脚底之下，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废液灌注区。一些知道内情的市民开始在网络发帖上抵制杜邦项目。
让人未曾想到的是，22年前，杜邦亦曾计划到台湾沿海的彰化县鹿港镇附近设厂，使用同样的工艺和同样的原料——二氧化钛含量为60％的低品位矿，废料则抛弃至深海。
1985年，台湾《联合报》报道杜邦计划在漳滨工业区投资64亿台币，设钛白粉厂。几百字的消息，马上引起了民众的激烈反应。
漳滨工业区毗邻鹿港镇，当地居民以渔业为生，害怕废水处理会导致海水污染加剧；宗教和文化人士则担心，会对文物保护和传统习俗不利。
随后，在当地居民李栋梁的带领下，当地民众、环保社团、专家、大学生联合掀起了一场台湾历史上最著名的环保运动。这起事件也成为了台湾环保运动的滥觞。“我们从订阅的日本资讯中，了解到杜邦某个工厂导致了臭氧层的破坏，被美国环保人士披露，杜邦当时表示依例停工，但随后并没有做到。我们用这些案例来说服民众。”如今，李栋梁已经赋闲在家，12月13日，他向南方周末记者提起往事，依然激动。
根据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历经抗争之后，杜邦公司1987年3月12日被迫撤出鹿港投资计划，不过稍后，杜邦公司重新检讨整个作业流程，并决定引进先进的技术，因此先赢得了岛内专家信任，然后杜邦再不断与当地居民沟通，两年后终于得以在远离海岸的桃园观音工业园设厂。
如今，杜邦在台湾观音的工厂采用的是含二氧化钛90%的高品质钛原料，处理过后掩埋在地面渣场。
杜邦在美国密西西比设厂时，也曾遭到过反对，三年后才得以建厂。2000年开始，有律师带领1951位居民起诉杜邦，认为杜邦二氧化钛工厂排放的废弃物损害了他们的健康。尽管已经庭审的两个案子，经过两级法院之后，最终判杜邦胜诉，但县法院仍然认为，杜邦在废弃物的处理上存在责任，只是尚无证据证明与原告疾病之间的直接关系。
杜邦在环评报告中表示，杜邦位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二氧化钛厂是目前世界上成本最低、工艺最先进的工厂，东营项目采用相同的技术。这一点也得到那些赞成杜邦项目的专家的认可。
究竟是“非不能也，乃不为也”，还是的确技术上没有达到？因为氯化法技术仍属商业机密，掌握该技术的厂商并没有完全公开具体的生产流程和排废数据。“但既然是独有的、先进的技术，为何在台湾第二次选址设厂的时候使用了90%的高品位矿？”刘长河问。
根据加拿大钛白粉行业咨询公司TZMI出版的《全球钛白工业》的信息，杜邦在全球的6家工厂中，4家使用低品位的钛原料。但随着环保和提高产能的需求，其中两家公司的原料品位已经超过了80％。目前，全球只有杜邦的另两家工厂——分别坐落于美国的密西西比州和墨西哥——仍在全部或部分使用低品位钛原料，占氯化法总生产能力的16.96%。
行业冲击
11月26日，在四川攀枝花举行的2007钛白粉行业年会的开幕式一结束，协会的近十名理事会成员就聚在了一起，商议如何向相关部门反映杜邦项目存在的问题，包括山东东佳、江苏钛白等国内钛白粉领头企业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小会”。
因为20万吨的杜邦项目一旦投产，其年产量将超过目前中国任何一家钛白粉厂家，对于已经供大于求的国内钛白粉行业来说，无疑是一记重锤。
根据这次年会论文集提供的数据，2007年我国的钛白粉年总产能127万吨，但总需求只有100万-120万吨，未来两三年还有200万吨项目上马，供给已远远大于需求。
为了打消国内同行的担忧，杜邦曾专门在项目申请报告中表示：“杜邦未来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国际上其它二氧化钛生产商，与中国国内企业不构成竞争。”
钛白粉行业协会秘书长郭正龙对此并不认同：“根据他们（杜邦）提供的数据，60%的产品都与国内通用型产品相同，而且是国内刚发展起来的中高端产品，怎么会不构成竞争？”
其实早在2006年5月，杜邦在网上对东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第一次公示时，郭正龙已有所行动。无奈的是，公示中并没有列出具体工艺，郭也未被邀请参加环评，所以当时只能简单起草了一份意见，建议认真评价环境影响，递给杜邦、环保总局和山东省环保厅。
这份建议书一直没有得到反馈。
直至此次年会，根据业内专家提供的具体工艺信息，并集纳理事们的观点，得以形成“关于对杜邦20万吨/年氯化法钛白粉项目的几点意见”，并上报发改委。“钛白粉有氯化法和硫酸法两种工艺，尽管我国多采用相对落后的硫酸法，但已有一家企业自主研发并开始生产氯化法，还有几家工厂也将上马，氯化法并非一片空白。而且对于这类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当然是引进的工艺越先进越好。”郭正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尽管无论从环境保护还是行业发展的角度考虑，钛白粉行业协会均认为杜邦东营项目存在诸多问题，但协会秘书长郭正龙仍表示：“我们只是根据专业知识，向相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希望对此类重大项目的审批慎之又慎，并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将最先进的技术引入中国。”
目前，杜邦东营项目的环境评估、土地划拨、银行贷款在内的系列手续均已获批，国家发改委亦于11月21日委托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组织了专家评估会，等到最终批复之后，即可开工。
南方周末将就此事追踪采访杜邦公司。
化工专家对杜邦东营项目的建议
刘长河
1.对杜邦东营项目进一步深入调查和工艺评价，全方位听取公众意见，再做定论。
2.全面评估深井灌注技术的“示范作用”的利弊，深入调查、广泛听取公众意见。
3.发达国家用种种制约（关贸协议、技术壁垒、知识产权、化学品安全条例等）保护本国企业存在和发展，我们的政府也要利用相应的法律保护国内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国家要维护和珍惜国内钛白粉行业40年来自主创新成果，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使中国钛白粉行业真正壮大发展起来，充分利用好中国丰富的钛资源。
鹿港“反杜邦”事件，源起於1985年底的《聯合報》一則消息報導，美國杜邦公司擬在台灣彰濱工業區設立二氧化鈦廠，“經濟部”已經批准。彰濱工業區位於彰化縣境內，佔地3820餘公頃，其中約1／3面積在鹿港鎮內。被批准的二氧化鈦廠就預定設在鹿港，總投資額為64億新台幣。這篇報導讓這個純樸的鹿港小鎮頓時之間，變得騷動起來。
鹿港人害怕二氧化鈦廠的廢水處理會導致海水污染加劇，進一步影響他們的捕撈和養殖。地方的宗教和文化人士也憂心，工廠的進駐會對當地的文物保護和傳統習俗不利。為了反對杜邦設廠，他們發動遊行、北上請願、舉行演講、串連其他公害受害地區、組織反公害協會、發行宣傳刊物、動員學童繪製反公害壁報等等。當時台灣尚屬戒嚴時期，任何未經許可的十人以上聚會都是違法的。但這次發動的數百人遊行抗爭，具體的發揮了反杜邦的影響力；鹿港反杜邦運動標志著環保運動開始從“事後救濟”轉向“事前預防”，也使地方環保抗爭首次成為全台灣的話題。經過了一年多的努力，1987年3月12日，杜邦台灣公司正式宣佈取消鹿港設廠計劃。這個抗爭事件的勝利也掀起了台灣一波波社會運動的風潮。在“反杜邦”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不到半年，“台灣行政院衛生署”下的“環保局”即升格為“環保署”，而實行了近40年的“戒嚴令”也被解除。兩年後，杜邦二氧化鈦廠在北部的桃園縣觀音鄉設廠。
这一标志性环保事件与其他民间抗争运动共同推动台湾向民主社会疾行
蒋经国已经老了。1979年3月10日，他拒绝为自己办寿筵，乘船到马祖与驻军一起度过他的70岁生日。国民党政府的日子并不好过，美国已在这一年的元旦与台湾正式“断交”，党外势力的抗争越来越公开化，而党内分裂也达到来台后的顶点。12月10日上午，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蒋经国以党主席的身份称1979年是本党历史上最艰险的一年。话音刚落，又发生了“美丽岛事件”。
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就是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氛围中拉开了帷幕。如何处置“美丽岛事件”中的反对派领袖，颇令台湾当局头痛。接下来军事法庭的公开审判，使被告批评国民党的辩护词传遍了整个台湾。军法大审之后，国民党的形象受到进一步的损害，而蒋经国继续主导着台湾威权政体的转型，在1980年底，因美台“断交”而中止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得以恢复。
上世纪80年代被誉为台湾社运的“黄金十年”，在这一轮社运风潮中，环保抗争是起步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广泛的运动之一。起始于1986年的鹿港“反杜邦”个案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反杜邦”运动持续了一年多，它标志着环保运动开始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预防”，也使地方环保抗争首次成为全台湾的话题。在“反杜邦”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不到半年，“台湾行政院卫生署”下的“环保局”即升格为“环保署”，而实行了近40年的“戒严令”也被解除。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见到我的爹娘/我家就住在马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
——罗大佑(台湾音乐人)
1980年，还在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读书的罗大佑创作了《鹿港小镇》。这首传唱一时的歌曲，是作者对社会转型期间变化不适应的一种产物。他事后回忆说，当时十大建设已经完成，台北的农村景观迅速地消失，有一种失去纯朴生活的感觉。他想透过一种呐喊的方式来表达对时光流逝、社会变迁的伤感：“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繁荣的都市，过渡的小镇/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罗大佑不是鹿港人，但他清楚，在与现代化的台北做对比时，传统的鹿港能提供最强烈的反差。鹿港是台湾的历史重镇，隶属于彰化县。这个近40平方公里的小镇古风浓厚，有全台湾第一个“古迹保护区”，弯曲的街巷中散布的庙宇就有120余座。当地人士在上世纪70年代就组织了“文物维护及地方发展促进委员会”，并举行每年一度的“全国民俗才艺竞赛”，一种世代相传的文化保守主义气质，使他们对工商文明的负面效应格外敏感。
在罗大佑创作《鹿港小镇》几年之后，一场旷日持久的保卫家园运动开始在鹿港点燃。1985年底，《联合报》一篇简短的报道让这个古朴的小镇变得骚动起来。这篇报道称，美国杜邦公司拟在台湾彰滨工业区设立二氧化钛厂，“经济部”已经批准。彰滨工业区位于彰化县境内，占地3820余公顷，其中约1/3面积在鹿港镇内。被批准的二氧化钛厂就设在鹿港，总投资额为64亿新台币。
彰滨工业区的开发始于1979年，在贷款投资30多亿台币之后，开发工作陷入停顿。烂尾的工业区已经成了地方的垃圾场。鹿港的渔民和海洋养殖业者，最先感受到日益增多的工业污染的影响，他们害怕二氧化钛厂的废水处理会导致海水污染加剧，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捕捞和养殖。宗教和文化人士也担心，新的工厂会对当地的文物保护和传统习俗不利。这时，有一个试图进入当地政界的人物，敏锐地把握住了民众的心理，适时发起了“反杜邦”的运动。这个人叫李栋梁。
鹿港是一个非常保守、没什么人敢出头的地方，但是竟然可以做到这样，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地爱鹿港，鹿港人由老到小，每一个人都知道杜邦不好。鹿港人善良到你不能想象的地步，可是你看看去游行抗议的这些阿公，他们之所以会出来，是因为他们相信我。
——李栋梁(原台湾彰化县“议员”)
李栋梁身材高大，四方脸，讲一口闽南话。他是一个生意人，他正在竞选台湾彰化县“议员”。
李栋梁没有多少文化，他初中还未读完就辍学了。他的初中同学粘锡麟当时在鹿港小学任教师，被他拉来助选。粘锡麟说：“反对杜邦设厂最初是李栋梁选举的一个花招。他咨询了台湾大学化学系的一些老师，然后才决定是支持还是反对。”他为此召开了一个记者发布会，并表示将和反对设厂的居民前往“总统府”长跪抗议。
1986年1月底，李栋梁高票当选彰化县“议员”。粘锡麟说：“他当选后，我到竞选服务处，发现他正在找各村的村干事，挨家挨户劝说签名联署。”李栋梁这时正缺人帮忙，粘锡麟于是再度加入进来，成为反杜邦运动中的一员干将。
在那之后，几乎每半个月，李栋梁和粘锡麟就会策划一次宣传活动。粘锡麟说，“我们当时宣称，美帝国主义要把污染外销到台湾，‘台湾经济部’是帝国主义的买办。”他们发放传单，还以台中三晃农药厂与日本水俣的公害为例，到各村举办“幻灯片秀”。
三晃农药厂停业迁厂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反污染运动胜利的典范。位于台中县大里乡仁化村的三晃农药厂并不重视环保，污染事件时有发生，导致附近村民呼吸器官疾病频发、农作物受损。仁化村村民一直要求迁厂，他们为此两百余次向主管机关上书陈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85年，众多村民冲进三晃农药厂，捣毁了部分办公设备。在李栋梁等人为鹿港人放幻灯片时，三晃农药厂已经向愤怒的仁化村村民保证，将在1986年7月31日前停业迁厂。
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环保抗争，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依靠公权力在法律的限度内寻求解决办法，台湾第一起集体反污染诉讼案件即属此类：1981年7月，彰化县花坛乡农民因8家砖瓦厂排放毒烟造成水稻歉收，而向法院提起集体诉讼，他们为此获得了148万元新台币的赔款。而像仁化村这样有暴力色彩的违法维权行为，在台湾被称为“自力救济”，它们构成了环保运动的主流。
面对一个还未设立的可能的污染源，李栋梁和鹿港村民最初还是选择了上书陈情的方式。1986年2月底，李栋梁发起的万人签名运动进入了高潮，他表示签名活动结束后将带领1500人前往台北陈情。3月，李栋梁与鹿港镇几位村民代表来到台北，将上万人签名的反对杜邦设厂的陈情书送达“总统府”、“监察院”、“行政院”、“立法院”、“经济部”以及“环保局”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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